无家可归的人说说,不能回家的说说发朋友圈?

无家可归的人说说,不能回家的说说发朋友圈?

(图文无关) (人民视觉/图)

我从来没有问我的姐姐她们是否也被愧疚感或遗憾深深困扰着。我们几乎从不谈论这种事。

在母亲最后的时光(不过是短暂的几个月)里,突然有一天,父亲开着车把母亲和她的衣物送到了大姐的家。这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他早就说过他不堪重负,想要离开乌拉港,一个人到外地旅行。虽然那些日子里,尤妮一直住在我们家,帮着他照料越来越虚弱的母亲。尤妮是我们雇来的印尼女佣,如果没有她,那将会是一段更加无助、痛苦的生活。

更早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把母亲接到二姐的家,哪怕只是待两个星期。父亲的房子不是一个适宜养病的地方,那里有一股阴暗的力量,无比强大,足以啃噬任何外来者的灵魂。那样的地方只会令人感到绝望和精疲力竭。

也许母亲比我更早觉察到这点。在我回到乌拉港的那段日子里,是她提醒我我那怨天尤人的坏毛病又出现了。

“别唉声叹气了。我下个礼拜就去大舅家住。”

这座房子一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强烈气息,从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或许我只是一直回避它,假装它并不存在。或许我早已适应它对我们的折磨。或许疾病确实触发了这个家族隐蔽的阴暗面,迫使它从幽深的水底浮现出来。

此时此刻我必须面对它了。在离开乌拉港许多年后,我第一次直视它,感到既悲伤又痛苦。

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以后我把你们全都赶出去,我一个人住”。他认为他有权利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他的。母亲生病后,这句话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最后父亲甚至提出将来他要在附近租一所房子,让母亲和尤妮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充满了嫌恶、遗弃的味道。

母亲当然不可能去大舅的家。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大舅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他们还是穆斯林,和我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习俗。再说了,他们怎么会照顾一个终将死去的病人?

那么二姐的家呢?起初二姐也有点不情愿和犹豫不决。她长年独居,公寓里没有多余的床,从来没有人在她家睡过,母亲也不愿意去。

于是母亲被送去大姐家。大姐在客厅放了一张单人床,床紧靠着落地窗,从那里望出去能看见草坪和来往的车辆。母亲的新轮椅就在床边,尤妮有时会推着她到草坪上晒太阳。那些日子里,母亲病得越来越重,最终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她往来于医院和大姐的家,终究没有回乌拉港。她没能死在自己的家中。“落叶归根”,这是她临终前最后也最卑微的愿望,却没有一个人能为她实现。

“我是要回家的。”一次,我给在医院的她打电话,她这样对我说道。

挂了电话后,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马上给父亲打电话,指责他的冷漠无情,告诉他母亲绝对有权利回乌拉港,回自己的家。我却一边哭,一边给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发短信,问他们是否有空置的房子可以暂借给我和母亲住。

后来二姐添置了一张新床,想接母亲去她家里住,但已经太迟了。

“妈妈就是不想麻烦人。”母亲离世后,我和大姐常常这么想。也许我们只是在自我安慰,为自己开脱。

那个早晨,我和大姐在电话里商议要把母亲送到二姐的家住。我们很快便敲定计划。就像两个密谋者,我们为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甚至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在医院里,大姐问母亲想不想回家。

“回哪个家?”母亲幽幽地问道。大姐愣了一下,强忍着泪水,没有回答。

就在那天中午,当大姐喂母亲吃完粥,和尤妮一起替她换尿片时,母亲忽然一头栽进她的怀里,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刻她是不是有被遗弃的感觉,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宁愿“选择”永远离去?

往后的日子里,尽管我们很少谈到母亲的死亡,但大姐还是会告诉我她做过的梦。她梦见母亲坐在她家的餐桌边吃饭。母亲一定是饿慌了,一直低着头吃饭,没有说一句话。那真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我总是倾向于将那些梦视为一种启示(警示?)或寓言。我曾梦见自己使劲地摇晃母亲的肩膀,忧心忡忡地问她究竟有没有见到上帝。梦中的母亲双眼望着前方,神色茫然,嘴唇紧紧地抿着。很快我便惊醒过来,为那个从始至终都没有声音的女人泪流满面。那些梦都将我最恐惧的东西暴露在日光之下了。

林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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