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4万亿救市（4万亿救市是怎么回事）

近期，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鞠建东发表的一篇题为《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的文章，主张“在今后10年，每年投入2万亿，建设2000所县办大学，推动县域经济从工业化向知识化时代结构转型”，似乎戳中了许多人的肺管子，引起了一番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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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何来：杯弓蛇影的历史恐惧症

鞠建东教授这一建议，引发争议的大致有这么几个关键词：一是县办大学、二是2万亿、三是2000所大学，其文章原来的主题，如乡村振兴、产业的知识化转型、货币增发的“货币产业政策”等反而不受关注。

新闻媒体向来会选择公众有直接认知的注意点，对于一些需要专业知识加持的点自然不会过多涉及。那么，何以这几个关键词会引发公众和学界的“愤慨”？更可能是因这几个词有足够的“联想度”。

一是政治视角的刺激：县办大学的“大跃进”联想。

鞠建东原文中出现的是“县里办大学”，这一提议在合法性范畴之内，毕竟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县级政府不具备举办高等教育的资格。尽管有些地方在叫停县域办大学，但叫停的省域却是如河南、贵州这些中西部省份，至今尚未听说有江浙等沿海省份明下禁令。

“县里办大学”，也是一个既定事实。目前如曲阜师范大学、义乌工商职业学院、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这些大学都是坐落在县城之中的，且都办得还不错。尽管有说这些办在县域的大学发展得都不理想，这就得看你所选取的参照系是谁了。

“县里办大学”这个词语应该是平和而克制的，但媒体在报道时却将之迅速“更名”为“县县办大学”这个更具刺激性的语句。因为，这一用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的“县县办大学”，以及60年代的“五七大学”，仿佛高等教育又要来一次汹涌的“大跃进”，何况鞠建东教授给的时间还是好巧不巧的“10年”。如果让人联想到这一段不堪回首的荒唐史，岂能不招骂？

二是经济视角的刺激：2万亿的“4万亿救市计划”联想。

按照鞠建东教授的测算，全国除977个市辖区外，县级行政区划还有1866个，取个概数，县办大学2000所，每所大学年度投资为10个亿，则每年的总投资需求就是2万亿。

说实话，“2万亿”这个数据一出来，连我都给惊着了。因为，这个数字太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的“4万亿救市计划”了。作为一个经济学盲，这里对4万亿的正负效应不做评价，但的确有不少人认为该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房价，至今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房奴”。两者一联想，岂会不令人敏感？

三是教育视角的刺激：经济学家干涉教育的“大学扩招”联想。

高等教育学界对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至今记忆犹新。而当年这一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进程的重大政策变迁，并非出自教育学界，而是由经济学者汤敏在1998年提出的。

“大学扩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一夜之间进入大众化的快车道，扩招的历史惯性甚至影响到2019年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这一政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真可谓是“颠覆性的大变革”。从1998年“大学扩招”政策的提出，时至今日绵延二十余年，批评声依然不绝于耳。

我之臆测，颇为不厚道：大致是因为教育学界没有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高等教育的大变革居然来自一位经济学者“不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建言；而在这一高等教育的转折点上，高等教育学界居然“失声”了！经济学家们也习惯于在国家经济发展有问题时，就喜欢拿教育开刀。如今又来，意欲何为？

今日握执教鞭者都是当年大学扩招政策的经历者，为了维护象牙塔之尊严，当然会奋起为之一战。如此，岂能不招骂？

三顶大帽子一扣，“县里办大学”之提议，不断勾起公众和教育学界不大愉快的“历史记忆”，自然是反对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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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说法：相关争议也许会云消雾散

当然，“县里办大学”之说引发争议，也与鞠建东教授这类宏观经济学家们抓大放小的“粗放式”建言有关。如果将“县里办大学”的提议，转换成“县里办高职”（或者直接就叫“县县办高职”），又将出现何种情境？

一、“县里办高职”，可能会迎来叫好声。

中国的高职教育，的确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三年制、全日制、学历教育，这些基本特征在国外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对应的层次。

而我们通常找来对应我国专科层次高职院校的，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恰好是在低行政层级的中小城市里广泛布局的。

似乎，高职院校就应“下沉式办学”，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兜底教育”。因此，如果高职院校布局到县乡一级，反对声就会小的多。而高职教育领域的“大跃进”，似乎也少有引起社会“过激反应”的。

如2019年的“高职百万扩招”政策，当年两会上提出短短数月即迅速得以执行，且一扩就是三年。相比1999年的“大学扩招”，幅度更大、时限更短，但就因为仅仅是高职教育界“茶壶里的风暴”，没有波及一众处于精英层的普通本科院校，居然没有引发任何的争议！

可以想见，如果鞠建东教授提议的“县里办大学”是“县县办高职”，也许就不会迎来这么多的风波了。或许，一片叫好声也说不定。

二、“县里办高职”，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如今县域发展的两大主题：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无一不需要高职教育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如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广大的县域层面承接的就是大城市第二产业的下移，县域层面已逐渐成为第二产业的承接主体，而这领域正好是高职院校的“传统优势领域”。

而地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高职教育提供的人才也是县域层面最直接的支撑。不过因为已有的高校基本盘踞在地级市以上的大中城市，人才都是从下往上流动，即便是高职院校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也很难下得去。

在县域层面的人才需求大但招引却难的困境，逼得县域政府只能谋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本土培养人才，于是近年来各县级政府纷纷主动谋求与高职院校合作建立县域分校区。

如以浙江为例：

已坐落于县级城市的高职院校有：

义乌市的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临海市的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安吉县的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东阳市的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和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等。

此外则是各县的高职院校分校区布局：

如淳安县引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建了千岛湖校区

余姚市引进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建了余姚校区

海宁市引进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建了海宁校区

海盐县引进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建了海盐学院

武义县引进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建了武义学院

玉环市引进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建了玉环校区

瑞安市和永嘉县引进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建了瑞安学院和永嘉学院等等

县域高职院校几乎有全面铺开的趋势。

查浙江省53个县（市）的“十四五”规划可知，居然有30个县明确提出引进高校建分校区或推动本地中职教育资源列入高职院校序列（如技师学院）。可见，这一自下而上的县域办大学的热情有多高。

三、“县里办高职”，不用2万亿这么多。

鞠建东教授对大学投入的测算，其实还是基于“精英大学”的。如他认为一所大学一年的投入需要10个亿，估计这一数值是其按照全国普通本科院校的均值投入来计算的。全国普通本科院校中，有北大清华这种年度预算300亿以上，一所顶上30所普通本科院校的投入，但实际上大量存在的是年度预算在10亿元以下的地方本科院校。

在高职院校层面，年度预算则更低。（点击查看：2022年高职院校预算排行榜）

如以2022年为例，全国高职院校中年度预算超过10亿元的仅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33.5876亿元）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18.0073亿元）；超过5亿元的也不过30余所，且多数集中在广东省；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年度预算总额在3亿元以下。

如若新建高职院校，其投入主要在校园建设上。以鞠建东教授的10年为期，新校区的基建一般会持续三年左右，一般500-800亩的校区基建投入在15亿元左右（如果是原有校区的扩建则成本更低）。

而县域高职院校也不用规模过大，保持在3000-5000人的学生规模是最合理的，如果学生规模保持在5000人左右，那一所高职院校一年的财政拨款仅需1亿元左右即可支撑，如此按10年计，共需投入10亿元左右。

也就是说在10年内，即使建成2000所县域高职，其总投入也仅需5万亿，年均投资需求可保持在5000亿元的合理区间内，不至于因一年“2万亿”这样地震级的单一经济刺激计划引发的公众对货币滥发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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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策略：“县县办高职”的梯级推进

公众和教育界对“县县办大学”的担忧，的确也有出于理性决策考虑的地方。如认为在县域层面办大学产生的师资、生源、配套资源跟不上等客观存在的问题。假若一下放开所有的县域蜂拥而上办大学，高等教育新一轮的“大跃进”局面不可避免。但这条路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是需要采取更为稳妥的推进策略。

如今“一个地级市办好一所好大学”，已经成为共识；而“一个县级政府办好一所好高职”，也应是个趋势。现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有本科院校布局，中西部大多数省份也是如此。

如果仅从GDP这个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GDP超过1000亿元的地级市又有多少？甚至并不是每一个地级市的GDP总量在500亿元以上，但这些经济体量并不高的地级市存在的却是财政投入更高的本科院校。而在东部沿海省份，已有很多县级城市的GDP超过1000亿元，这些县级城市却无法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高校。

笔者认为，GDP超过1000亿元的县城可以先行先试（2020年全国百强县中千亿县有38个），举办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GDP在500亿元以上的，则可尝试引进高职院校先办分校区。

但主要以中高职一体化高职院校形式存在，一可挽救普职比脱钩之后中职院校的生存困境，以提高办学层次来提升职业教育在县域的吸引力；二是从初中阶段即开始本地招生，可确保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就地培养、本地就业，使得县域办学地方能够用得起、留得住。

10年内，以此为标准，渐次推进高职院校在县城的落地，总覆盖面基本上可以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尽管“县县办大学”，高校数量新增2000所依然是个难以企及的美好愿望，但至少可以借县域高职院校的举办来满足部分确有需求的县城的人才需求，同时可以拉动大学周边消费的增长，对县域经济产生持续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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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之见：大学该放低身段转向弱势扶持了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集聚在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也即“政治中心群聚现象”），体现出典型的“强势依附”心理。

因为在这些地方更接近权力中心，经济实力更为雄厚，从而可能得到的资源就越为丰厚。大学为了邀宠这一强势，纷纷将大学盲目地高定位，从而导致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没有面向地方经济发展的针对性。

笔者一直认为，大学的发展应该主动体现社会责任，要体现对弱势经济的关怀，要有为振兴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感。

“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求大学的办学要立足于地方发展，解决地方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样也能带动教学和科研的发展，而因其人才培养的强针对性，就业问题就显得顺理成章，人才输出也会变得顺畅，大学生就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一定程度上就能得到疏解。

高校在政治经济中心的集聚，已经产生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拥堵现象。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公平的分布是高校能在各个层次都有合理的布局，新大学的建立或者传统大学新址的选择能够避开这种拥堵地区，即不再以靠近政治中心甚至经济中心为原则，而是能够体现出对弱势经济的扶持作用，更多地显示对经济的主动拉动作用，而不是对强势政治或经济地区的依附。

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办学资源的跨时空利用将成常态，大学办学对资源的就近依赖程度已在降低，如今在一些文化名城或优美的风景名胜地区开辟新的大学并非就不可行。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大学并非就是低层次的大学，高水平的大学同样可以在这些地方成长。

国际经验就告诉我们服务于低层，“眼光向下”，同样能出高水平的大学。着力点就在于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一所大学坐落于何处，其成效首先就在于对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拉动作用的体现。

就现在中国的发展实况来看，这一发展方向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鼓励新大学特别是新建高职院校建立在中小城市，或者由优质高职院校在县乡一级建立新校区可以作为可行的第一步。因而，县域大学，未尝不可也！

作者：伍红军，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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